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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收购索尼安踏并购彪马意味着什么?

作者:小编    发布时间:2026-02-08 08:01:04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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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下半年,在经历了多少个夜晚的辗转反侧后,丁世忠和李东生各自做出了一个就此改变自家企业往后10多年命运的决策:

  2009年8月份,安踏用6亿港元,收购了FILA在中国的商标使用权和专营权等所有权益,这是安踏收购的第一个国际品牌;

  两个月后,TCL与深超科技合资成立TCL华星,新建8.5代LCD面板生产线。

  一个是在2005年进入中国市场,年亏损3000万元的意大利百年老品牌,怎么看安踏收购FILA都不是一个合算的买卖;

  另一个则是被诸多媒体评价为——李东生的又一次“赌徒式”的冒险,以至于中国台湾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还公开表示:“让你们大陆人先折腾,折腾不下去了就由台湾企业来收购。”

  往往很多在当时不被看好、不被看懂的人和事,会以一种更惊人的方式实现突围。

  相比于今天TCL拿下索尼的电视业务,安踏花123亿收购彪马近30%股权的意气风发。

  站在2009年前后的那个节点,李东生和丁世忠多少都会生出些命途多舛的感觉。

  5年前的2004年,还是李东生最风光的时候,那一年TCL上市,成为了年营收400亿的巨无霸。

  先是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一跃成为全球拥有专利最多的彩电企业;随后又出手并购了阿尔卡特,进军手机产业链。

  在最巅峰时期,TCL如同一只八爪鱼,业务覆盖了彩电、手机、电脑、软件、空调、音响、冰箱、洗衣机、照明电工等几十个行业。

  而作为TCL的掌舵人,李东生个人也先后入选《财富》亚洲商业人物,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时代周刊》与CNN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名商界人士,各种溢美之词如同纸片一般飞来。

  由于法国这两笔并购的“拖累”,2005年TCL集团全年亏损额超过15亿元,相当于当时TCL辉煌时期4~5年的全年经营利润。

  随后,TCL走向了“大甩卖之路”,不断清退业务,减少在非核心赛道上的投入。2005年TCL将国际电工和智能楼宇业务卖给法国罗朗格集团,换来17亿元的收入;2007年,TCL退出电脑领域,接着就轮到手机业务。

  在最难的那段日子里,TCL集团内部论坛上还出现了一篇名为《鹰的重生》的文章。文章中,李东生以鹰的蜕变比喻TCL当时的处境:

  鹰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鸟类,它一生的年龄可达70岁。要活那么长的寿命,它在40岁时必须做出困难却重要的决定。这时,它的喙变得又长又弯,几乎碰到胸脯;它的爪子开始老化,无法有效地捕捉猎物;它的羽毛长得又浓又厚,翅膀变得十分沉重,使得飞翔十分吃力。

  此时的鹰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死,要么经过一个十分痛苦的更新过程——150天漫长的蜕变。

  但对于TCL而言,这场蜕变远不止150天,2007年TCL一度被带帽,直到2008年李东生才彻底将TCL扭亏为盈。

  但扭亏为盈只是让李东生心底的第一块石头落地,向着TCL核心业务电视产业的上游面板突围聚焦则成了李东生另一件最重要的事——2004年并购汤姆逊后,TCL曾短暂成为全球电视出货量第一名,但第二年就被布局了上游面板的三星超过。

  进军产业链上游,在2008年前那个“缺屏少芯”的那个年代,尚没有中国企业做成功。

  2006年TCL就尝试过发起“聚龙计划”,试图联合京东方等几家厂商一起跟海外面板巨头合作,最后不了了之。

  2007年,在日本的夏普不断拖延和设限的情况下,最终TCL独自踏上了向上突破之路,上马液晶模组厂,选择在无人区寻找生路,2009年11月TCL华星正式成立,此后一场长达10多年,高达2000亿的“重注”就此拉开帷幕。

  也就在TCL华星成立的2个月前,安踏同样完成了一次“刀口向内的调整”——收购年亏损近3000万元的品牌FILA。

  彼时,整个运动品牌行业都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可能业内其它品牌对于安踏这一收购亏损品牌的举动都看不懂。

  从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国内品牌趁着奥运红利扩产开店抢占份额。而在奥运会结束后,六大国产运动鞋服品牌的店面数更是集体突破了5000家,相当于中国每个县城有20多家运动品牌店。

  一方面,在工厂集中的福建晋江,甚至出现了商贩囤积鞋底、拉高价格的情况;另一方面,运动鞋服行业的整体存销比达到了50%—60%,远远高出了服装行业的可控范围10%—20%,库存风险开始暴露。

  而在这夸张的存销比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国内鞋服行业的“大批发模式”——从品牌商到消费者,先经过省级区域的一级经销商,再分销给市级区域的二级经销商,有时还有县级的三级经销商,再到零售网点。

  在行业整体处于上升期时,大批发模式能够适应品牌快速扩张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大批发由于链条太长,终端零售信息也非常滞后,需求侧的变化和生产端严重脱节。

  在2010年,丁世忠首次公开指出“大批发模式”存在问题,并要求安踏必须在3-5年内完成零售转型。

  到了2012年,库存危机迎来全面爆发,六大国产运动品牌半年的库存量,就已经超过了2011年一整年的库存总量。就算工厂全部停产,现有的运动鞋服存货还够再卖三年。

  这场危机中,FILA成为了安踏刀口向“内”的突破口,一条“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多品牌全球化之路就此摆在了丁世忠的面前,正如《鞋狗》一书中的那句话:

  某种程度上来说,李东生和丁世忠走向了各自的分野——李东生从多元化之路走向聚焦,而丁世忠则开启了多元品牌国际化之路,但最后两人又殊途同归。

  在2005年TCL遇到“敦刻尔克”艰难时刻的时候,李东生曾接受财新的专访,并在最后被问到一个问题:

  某种程度上来说,当时外界大多数声音都认为TCL的两次海外并购是不算成功的:

  但让李东生20余年后再去回顾,李东生回答却是:“我们呛了一口水,但也由此学会了游泳。”

  当所有人为TCL遭遇这场危机惋惜时,李东生却在TCL这段最至暗的时刻,重塑了自身和TCL:

  当通过并购汤姆逊而获得的DLP技术,最终败给了三星为代表的液晶路线后,李东生便在深圳成立了TCL工业研究院,用十几年、二十余年如一日的耐心实现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创新;

  以Mini LED技术为例,2010年前后,Mini LED技术萌芽,这一技术最开始被认为是LCD和OLED之间的过渡技术,但随着技术工艺的改进,它在体积、亮度、对比度等方面的优点开始凸显,身上的“过渡”标签逐渐被撕下。

  TCL在行业一片观望情绪的时候,就大力投入布局,后续更是成为推动工艺技术改善的主力厂商。最终,随着Mini LED技术的成熟,高端电视技术路线的竞争格局被TCL改变。

  当TCL被拥有上游面板产业的三星压制时,李东生则又高举高打,大量招募台湾地区面板工程师们打造团队的同时,并通过借力资本市场和政府,募集了高达245亿元的资金,向上游发起进军。而TCL过去的并购整合,也让其拥有更大的海外市场份额,仅依靠自身就能消化掉面板厂的产能。

  可以说,也正是依靠TCL、京东方等一批企业的坚持,中国面板产业才能从零开始,仅用20多年时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LCD面板生产国,而作为面板产业的诞生地——日本则彻底退出面板产业。

  除了技术和产业链上的突围,在2017年到2019年,TCL还先后剥离、出售、关闭了超110家企业,实现进一步的业务聚焦;此外,从越南、巴西、波兰,到墨西哥、印度,TCL还构建出了一整套全球产业链布局。

  从技术,到产业链,再到战略及全球化经营,他们咬牙一边改革,一边顶着市场和舆论压力向前推进。身后已无路可退,唯有向前,才能不错过时代。

  这是TCL过去十几年的突围写照:在绝境中背水一战,以技术攻坚打,以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争夺话语权,以战略聚焦重塑核心,以全球化布局开新局。

  2012年,当国内运动鞋服市场“库存危机“爆发之时,早在2010年已经看到危机的丁世忠就要求安踏必须在3-5年内完成零售转型。

  一定程度上,库存积压在消费零售领域是很常见的一件事,一种解决方法是与经销商形成更强大的利益绑定关系,双方共同分摊库存压力,比如格力;另一种方法则是大刀阔斧关停过剩产能。

  安踏采用了后者,而大刀阔斧的对象就是收购来的、所有人都不看好的“FILA“。

  那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国家、对国产的自信心是不足的,看国产品牌的鞋,天然就带有“质量不够好”“穿出去不够有面子”的有色眼睛,甚至更残酷一点地说,国货就是被大众视作低端、山寨的存在。

  在市场号召力强大的国外品牌冲击下,国产品牌往往要花上更多钱,才能从聚光灯下抢到一点关注度。当时不仅安踏,整个晋江系都深陷广告大战与价格大战,无论是技术还是潮流只能亦步亦趋,利润提不上去,市场拿不下来,有苦又累还回不了头,沉没成本摆在那里。

  FILA被丁世忠和安踏寄予了向着中高端冲击的希望,为此安踏对品牌进行了重塑,挖来了前欧莱雅中国等知名大牌的高管,用重金聘请海内外团队与设计师,对FILA的产品、调性进行重新梳理和打磨。

  除了品牌升级,FILA更重要的价值是成为安踏渠道和终端升级的“实验田”。丁世忠和一众高管坚决对FILA采用当时中国零售行业不多见的、全部直营的“DTC”模式(终端直面消费者)。

  大多数人都在等着看安踏失败的笑线年的时间,FILA从接手的经销商模式彻底转化为零售商模式,成为了中国运动用品中唯一直接做全零售的品牌。

  通过“DTC”的方式,安踏将库销比从5:1降低至4:1,而当时,李宁的库销比约在7:1。以2011年上半年为例,安踏甩掉了1.36亿元的库存,是同期李宁的两倍。

  2013年6月,丁世忠向外界表示,多余库存已经基本消化完了,安踏也成为国内最早解决库存危机的品牌之一。

  再到2014年,FILA实现扭亏为盈,并且在成功转为全面直营零售体系后,叠加品牌效应,FILA增速更是迎来了厚积薄发,2018年超80%、2019年73.9%。即便在疫情暴发的2020年,FILA的年度营收也增加了18.1%。2020年上半年,FILA营收首度超过安踏主品牌,自此成为安踏的支柱品牌。

  从迪桑特,到可隆,再到2018年世界第三大体育用品集团亚玛芬体育(包含始祖鸟、SALOMON、Wilson等品牌),安踏的运动帝国版图在“单聚焦、多品牌、全渠道”的战略中逐步成为中国第一,并走向全球。

  安踏是1980年代崛起的“Fujian Tigers”之一,曾为许多西方运动品牌生产产品。2007年上市后,安踏开始不断收购海外品牌,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省级运动鞋生产商,成长为稳居中国第一的运动品牌。

  到了今天,当彪马——这个创立于1948年,与阿迪达斯系出同门,产品覆盖足球、跑步、综合训练、篮球和赛车等细分品类,鼎盛时期,成为耐克、阿迪达斯之后的全球第三大运动服装制造商,最终也要投入安踏的怀抱了。

  安踏再也不是曾经一众晋江品牌中不起眼的一个了,而是成为了无数高端品牌的“重塑者”。

  某种程度上,李东生和丁世忠的故事,看似是企业家的个人奋斗史,实则是一代中国制造集体命运的缩影。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中国制造如同一个勤奋而略显笨拙的少年,从学徒、模仿者、代工者起步,在全球化分工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我们曾满足于“世界工厂”的称号,也曾在“八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现实中,咀嚼着“微笑曲线”底部的苦涩。

  TCL早期的并购之痛,安踏曾经的代工,都是那个“旧世界”规则的生动注脚——规则由他人制定,核心技术由他人掌握,品牌溢价由他人享有,而我们用规模、效率和汗水换取一席之地。

  但如今,随着曾经的少年,在经过无数次的翻山越岭后,终于来到了自己所处赛道的最高点,与任何人都能掰一掰手腕。

  而那些过去需要仰望的对手,一个又一个倒在了路上,最终被中国的企业整合收入囊中。

  是的,那些曾经翻山越岭的少年,已经站在了山巅,他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下一座需要征服的山峰了,而是眼前一片由自己参与描绘的、辽阔的新世界图景。

  改革开放40多年时间过去了,旧时代正在翻篇,用梁文锋之前分享过的一句话就是:“旧世界分崩离析,新时代正在光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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